莊孔韶專題
《時空穿行――鄉村人類學世紀回訪》
莊孔韶等著(附大量珍貴新、老照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日期: 2004-07-30 ;印刷日期:2004-08-27 ;ISBN:7-300-05638-5/C.251 ;開本:16 ;裝訂:平 ;字數 461000 ;單價:¥58.00元

《時空穿行――鄉村人類學世紀回訪》封面先睹為快!

以下錄該書前折口文字:

   內容簡介
  回訪或追蹤研究作為一種行之有效的研究取向和極具理論價值的學術實踐路徑,20世紀80年代以來得到了中國人類學家的廣泛認同,并付諸實施。
  本書總結的對上個世紀8個著名田野點的人類學再研究涉及至少8位人類學先行者和9位新人,他們是
  林耀華-莊孔韶、阮云星;
  楊懋春(Martin C. Yang)-戴瑙瑪(Norma Diamond)、潘守永;
  葛學溥(Daniel Harrison Kulp)-周大鳴;
  許烺光(Francis L. K. Hsu)-張華志、段偉菊;
  楊慶堃(C. K. Yang)-孫慶忠;
  波特夫婦(S. H. Potter & and J. M. Potter)-覃德清;
  “滿鐵”調查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蘭林友。
  回訪鋪設了新老人類學者間進行跨時空對話的路徑,這種路徑的鋪設使得田野點的學術生命得以延伸。

時空穿行——中國鄉村人類學世紀回訪》章節目錄:

   序
  金翼家族百年過程的學術研究要義  莊孔韶
  義序宗族的重建          阮云星
  山東臺頭:重回歷史?       潘守永
  華北村落的追蹤          蘭林友
  祖蔭下的西鎮人          段偉菊
  西鎮人的家族企業         張華志
  鳳凰村回訪研究述略        周大鳴
  都市村莊:南景          孔慶忠
  華南茶山的多重文化意象      覃德清
  中國鄉村人類學的研究進程
    ——農民社會的認識之一    莊孔韶
  回訪和人類學再研究的意義
    ——農民社會的認識之二    莊孔韶
  老照片說明

時空穿行——中國鄉村人類學世紀回訪》封底文字:

   回訪啟示錄
  回訪使人類學者走出書齋,走向田野,開啟了人類學歷時研究與共時研究的新思路
  回訪找到重新審視同一調查點的機會,延伸了先驅者作品的學術生命與意義 20世紀人類學先驅者的中國本土農民社會田野轉向(從所謂部落社會)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回訪——索隱鉤沉的興趣、情感和學術成就感并存
  回訪不能只限于以今日的知識批評昨日的知識,而應在新知識的基礎上提供再詮釋
  回訪的工作加強了社區的過程研究,多種重要的學術問題獲得了綜合解答的機會,因為觸類旁通的觀察恰恰產生于社區過程之中
  社區結構過程的動力不會是單一的。人類學及相關學科的理論解釋構架應和區域或地方民俗解釋系統并存,學者文字的詮釋應和農民行動者的信條同時呈現
  回訪的作品面臨文字的選擇與因應,其中,學術中心圈與學術邊緣人的立場選擇將影響跨時空的觀察及其表達

新書封底介紹:

   回訪或追蹤研究作為一種行之有效的研究取向和極具理論價值的學術實踐路徑,80年代以來得到了中國人類學家的廣泛認同,并付諸實施。本書總結的對上個世紀8個著名田野點的人類學再研究涉及至少8位人類學先行者和9位新人,他們是林耀華-莊孔韶、阮云星;楊懋春(Martin C. Yang)-戴瑙瑪(Norma Diamond)、潘守永;葛學溥(Daniel Harrison Kulp)-周大鳴;許烺光(Francis L. K. Hsu)-張華志、段偉菊;楊慶堃(C. K. Yang)-孫慶忠;波特夫婦(S. H. Potter & and J. M. Potter)-覃德清;“滿鐵”調查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蘭林友。
  回訪不僅延續了田野點的學術生命,更鋪設了新老人類學者間進行跨時空對話的路徑;卦L的工作加強了社區的過程研究,多種重要的學術問題獲得了綜合的機會,因為觸類旁通的觀察恰恰產生于社區過程之中;卦L開通了人類學歷時研究與共時研究的新思路,其學術價值是不言而喻的。
  20世紀人類學先驅者的中國本土農民社會田野轉向(從所謂部落社會)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卦L重新找到審視同一調查點的機會,延伸了先驅者作品的學術生命與意義;卦L不是只限于以今日的知識批評昨日的知識,而是在新知識的基礎上提供再詮釋。
  跨越時空巨大變遷的同一社區有時會發現有不可比的主題;卦L的工作加強了社區的過程研究,其間多種被抽繹出的重要學術問題的解答獲得了綜合的機會,因為觸類旁通的觀察恰恰產生于社區過程之中。 本論著主持者多年推崇、支持與實踐鄉村人類學田野回訪工作;卦L研究證明,多種聲音的呈現需要歷史的向度。人類學及其相關學科的理論解釋構架應和區域或地方民俗解釋系統并存,學者文字的詮釋應和農民行動者的信條同時呈現,是新時期人類學田野調研的重要觀察。

   1989年-1991年,在我留美寫作《金翼》的學術性續本《銀翅》期間,有機會關注20世紀上半葉由外國學者和海歸學者卷入的中國田野人類學作品,于是一個時代的學術思想傳播和承前啟后的軌跡成了筆者觀察的重要出發點。毫無疑義,這些有限的田野點的工作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然而,當一個時代結束后,跨越時空的社會文化變遷尤為人類學學科所關心。于是,回訪中國人類學先驅者的調查點的思想就此萌生,實際上1980年代尚健在的中國大學者已經多次重訪了自己的調查點。他們的重訪激勵了新一代人類學學者,筆者日后積極推動同行和學生追蹤更多的先驅者調查點的設想也得自于自己的田野感觸。
  經過將近20年的時光,第一批回訪的研究成果已經呈獻在讀者面前。每一位回訪者懷著對同一田野點先行者的尊敬之情開始工作和完成撰寫,他們以共時-歷時-共時的跨時空觀察擴展了前輩們作品的學術生命與意義。盡管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選作田野點,但回訪性的、系列性的和接續性的研究契機實不可多得;卦L使我們重新找到審視同一調查點的機會,加強了社區的過程研究,其間多種被抽繹出的重要學術問題的解答獲得了綜合的機會,因為觸類旁通的觀察恰恰產生于社區過程之中,這對更深入地理解中國漢人社會文化的本質頗有補益。
  同中國傳統書齋研究對照而言,較早的葛學溥關于廣東鳳凰村的著作展示了由一個新興學科方法指導下的具體成果,也開啟了以田野工作完成中國村落社區整體性分析之先河。當時,他的研究尚帶有社會學人類學“分家不分灶”的學術烙印,其思想淵源明顯有斯賓塞和經由迪爾凱姆的直接和間接的影響。那個時代馬林諾斯基的功能主義著作還未出世(葛學溥在廣東的調研始于1918年,那一年馬林諾斯基在特羅布里恩德島德調查剛剛結束),但科學的控制、有機的方式和功能等概念已經流行。然而,在一個思潮的跨學科(從自然科學到人文社會學科)傳播之時,做為理論大師之脫穎而出也只有馬林諾斯基一人。他以他的參與觀察才智獲得了占有先機的文化功能論的結論地位,盡管按人類思想成就的尺度衡量功能論是頗為實用卻是少有味道的成果之一。
  此后,從馬林諾斯基的早期功能論到后期哈佛大學的平衡論的直接傳授,費孝通和林耀華等中國人類學家率先在亞洲開始了人類學從部落社會向鄉村社會的學術轉化。他們的研究展示了晚期帝國直接延伸下來的東部和東南部中國鄉村社區生活的不同藍本,然而他們一輩人身上攜帶的本土哲學影響并未在功能主義的大潮裹挾下消失,因為世界上各個地理區域本來就有各自文化行為不同的哲學根基。因此,外來理論創造的意義在于實現區域轉換,以及容納并存的文化理論觀察。
  及至許烺光的著作,功能主義的社區研究傳統清晰可見,但增加了心理人類學的新視角。不僅如此,他開始用"身份人格類型”來劃分云南西鎮人的父子、夫妻等家庭和親屬關系,顯然在當時是實現了西洋理論的地方性轉換。被認為“對于發展文化和人格范疇內的研究非常有益!
  許氏在發表《祖蔭下》的時候,中國大陸的劇烈變化在即,因此他關心傳統延續的問題,也就是人類學關心的主題――社會文化的變遷將如何進行。楊慶堃在50年代離開大陸時也有類同的專業思考。和費孝通、林耀華不同,楊氏著作的重要性在于他提供了一個政權更迭前后、新意識形態切入之時中國廣東南景村的社會風貌。當孫慶忠半個世紀后回訪這里時,楊氏著作中田園詩般的南國景觀早已面目全非。孫慶忠看到了人類學前輩的預見:大城市邊緣的農民如今走進工廠、經商或成了足不出戶的土地或房屋的收租人。好在南景人在新的城鄉連續體中仍保持了聚族而居的原生區位,這使他們的生活方式多少表現出“平穩的過渡”,然而,人們還是無可挽回地看到了“傳統農民的終結”。
  鳳凰村和南景村相距不遠,但前者的鄉村都市化形態更為常見;卦L者周大鳴看到的一個時代“制度的不穩定”曾經造成的鄉村困境,以及今日那里呈現城鄉內外勞力置換的所謂“梯級遷移”的社區面貌。圍繞人類學變遷的主題,他提醒那里的人民需要一個適應性的心理準備和知識準備,然后才談得上“對傳統做創造性的轉化”。
  波特夫婦是在文革結束后不到三年、令人難以置信地進入中國廣東實地調查。波特夫婦對1949年中國革命和茶山農民的關系、對毛澤東時代的基層社會、中國人的情感文化建設、城鄉差別等猶有興趣。他以詳細的調查討論了中國基層社會的革命進程及其運作機制,導入了人類學的分析。覃德清則換了一個角度回應波特夫婦的茶山觀察。他把波特夫婦、地方領導與文人的三重茶山意象文本加以分析,旨在告訴讀者茶山文化的底蘊是從何而來的,而這正是波特夫婦“沒有意識到的”或尚未足以意識到的。那么,在變遷的社會進程中,如何整合外來調查者、茶山領導者、地方文人與農民行動者之間的相同與不同的社會文化理解呢?至少可以這樣說,對文化的誤讀將導致任何區域發展計劃落空,都是不足取的。
  在回訪的調查研究中,還有人類學先行者(如許烺光)難以預料的社會變遷現象。這種變遷現象既發生在內部的西鎮人,又源于外部的民族政策和族群理論的影響。曾經頗不引人注目的西鎮人-民家-白族身份問題成了新時代的關注點。西鎮人認同于白族,同時也認同漢人起源,呈現出了實際利益和不同場景下的“雙重認同!币虼,這是一個地方的族群過程,也是半個世紀前后兩批中外學人的田野認知過程。許烺光先生的《祖蔭下》和段偉菊的回訪研究,共同向我們提供了西鎮人一脈相承的印象:“它既帶有中國漢人社會所要求的追求大家庭理想的印記,又充分具備背離和與主流對話的地域和族群文化的整合性!边@樣的結論使得我們再次肯定了回訪的重要意義之一:它已不是簡單地限于以今日的知識批評昨日的知識,而是在新知識的基礎上提供再詮釋。說明跨越時空巨大變遷的同一社區有時會發現完全不同向度的主題。
  張華志扭轉了許烺光在云南西鎮家族主義的研究側重點,他的興趣是西鎮家族企業的社會實踐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家族主義文化本質的影響。他的回訪的結論是,家族制度在家族企業中的作用是中性的。家族企業過程實際上是人們在文化導向力(directive force)指引下的策略選擇過程。因此,西鎮家族企業的研究結論否定了管理學界所謂“家族陷阱”的文化誤解,也重新提示這里的文化并不是一種權力。家族宗族的行為總是包含著多樣化的影響與選擇,因此,社會文化變遷就是這種影響與選擇的結果。
  宗族問題是人類學最基本的研究興趣所在。中國南方的大量研究和中國北方的少數研究漸漸有了對話。筆者從1986年轉入林耀華的金翼黃村,才漸漸熟悉福建宗族家族特點的人類學意義。應該說,漢人社會的宗族、家族及其譜系、稱謂系統已經成了親屬關系生物性和人倫哲學與秩序的結晶。事實是父子聯系原則的族群擴展過程中,由于環境的適應以及儒學與地方文化的整合才造成地方宗族、家族構成的多樣性。我們看到理念的灌輸、政治的壓力、民俗的融合、思想的內化亦推動了宗族與家族的成長與變遷。
  在觀察地方宗族時,并不排除各種物化、非物化的文化選擇性因素,但筆者極為注意閩東農民生活中文化濡化與理念先在的關系。這是以分析林耀華早年系列作品的寫作脈絡為基礎的。我們看到,他的作品在字里行間透露出中國學者是在世界學術邊緣-中心-邊緣不時挪動重心的狀態下寫作的,其本土文化理念總是在接受和消化一個外來學術模式(1930年代中國學術雜志已常見“歐風美雨”的文字話語)的過程中“釜底抽薪”和“偷梁換柱”。林先生從國學研究的觀念與訓練出發(請體會他的《拜祖》的知識內涵)――到接受功能主義之后的宗族表層功能與里層本土理念之寫作(我在讀到《社會學界》第九卷上林耀華的早期功能主義論文簡寫本《從人類學觀點考察中國宗族鄉村》之后,又從林先生那里得到燕京大學論文《義序宗族的研究》小楷手抄詳本,請把兩篇論文的正文和簡詳極為不同的注釋加以對比)――到接受西洋的平衡論后再次糅合進黃村人的本土循環論和思想內化的觀點等?梢娢羧展δ苤髁x在林耀華的筆端只能轉換出再造的、轉換了西洋理論術語內涵的新的本土詮釋。
  在東南部,針對林耀華的福建義序回訪中的宗姓群體問題,阮云星嘗試以“社會結構變遷的宗族論”來把握和闡釋義序的宗族變遷。他的解釋框架主要包括:“制度性的宗族”和“后制度性的'宗族'”這樣兩個子框架。但他在田野調查中深刻感到,雖然昔日林耀華考察的義序宗族鄉村再也不是宗族“自治”的鄉村單位了,但義序鄉村的傳統文化因素還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以致支配社區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他體察到“潛移默化的家族主義的社會化還在進行,相應的思想觀念、心性和行為在一定條件下左右制度性層面的實踐(如鄉村選舉等)!边@樣的現狀我們顯然已經不能回到早年完整的功能主義,而是重新重視始終活著的本土文化濡化和理念先在的意義。阮云星在義序的觀察和筆者在金翼黃村的觀察頗為一致。
  筆者從1984年邀張小軍調查北京大興縣留民營時已開始留意宗姓群體和祭祖的關系,那里保持以首要的尊祖要義的清明會組織為特征的同姓共同體。有組織的、自組織的和無組織的宗姓共同體都有其存在的地方適應性特點。蘭林友今日在華北回訪了滿鐵資料、杜贊奇等學者作品涉及的后夏寨,他的研究雖然指出了昔日滿鐵調查的動機、場景限定和成果特點,但在理論上主要是評論杜贊奇的研究結論。他指出,華北作為以多姓村為主的地區,宗族的外在物化標志很少,他和南方的“完備的宗族”對照稱之為“殘缺宗族!保ㄊ欠裣扔小皥A滿宗族”呢?-筆者注)。不僅如此,他還進一步看到一些華北村落中的“同姓不同宗”的情況。以這樣的田野情景推敲,杜贊奇以外顯的姓氏符號建構華北宗族以及他們在權力的文化網絡中的作用,顯然忽略了村落社會與政治的復雜性,其現有的結論顯得不夠穩固。這樣,我們只能期待華北地區的擴大性調研,人們究竟如何描述宗姓共同體和村落政治經濟的關系呢?
  潘守永在山東臺頭村的回訪研究支持楊懋春認為中國的鄉村研究的兩大關系:即家庭關系和村落關系,而不同意后人施堅雅及其追隨者的看法,認為他們若用市場圈的理論勾畫農民生活和交往的圈子,那么明清以來的集市并不是按自然地理平均分布,而通常是集合了包括政治因素在內的多種因素而形成的。楊氏考慮到村外關系(包括集市),但仍以村內和家庭生活為主,實在是抓住了中國鄉村文化的本質。但楊懋春關于臺頭的“敘述”具有理想主義的色彩,認為村內“四大宗族”內部的關系并不緊密,對個人和小家庭的控制非常無力,等等。與潘守永回訪的結論就有不少的矛盾。潘的回訪從多個層面例舉宗族控制勢力與宗族間的矛盾回應楊懋春的早期結論。潘守永在臺頭村體驗到楊的作品未能擺脫“局內人”的限制,對涉及自己家族前途和名譽的事情,都加以修飾。于是筆者從眾多的回訪研究引出一個兩難的撰寫問題:一是林頓推崇具有頗多長處的“邊緣人”的立場。但“邊緣人”作者也要警惕比族群中心主義略小的宗族、家族中心主義對筆端的左右。一是潘守永在國外體驗了用英文書寫,實際是展示給老外看的。中國文人要把握和度過兩難的“邊緣”立場是不容易的,但他不喜歡對一個時期流行理論及其代表人物的某些沒有道理的依附性的回應,因為“自動不平等”的心態將使對中國文化的理解無所適從,那將是極其可悲的事情。于是我們從臺頭村的田野研究看到,今日回訪的作品同樣面臨文字的選擇與回應,其中,學術中心圈與學術邊緣人的立場選擇將影響跨時空的觀察及其表達。
  筆者在論到家族制度的時候,關注從《金翼》和《銀翅》中的同一個家族在中國百年社會動蕩的歷程中一再重新崛起的事實,試圖用多種視角加以解釋。你看,在20世紀上半葉,世代務農的主人公東林有一天擠進小店鋪賣花生,又進而轉運貨物等成功兼業而竄出農業系統,該契機使一芥農人家族興旺起來,這一實例表現東林是何等聰明;誰知在20世紀下半葉,再次經歷多年社會變故的金翼之家率先沖破重農主義的政策桎梏,發展出銀耳新生計,又成了村中最富有的人家之一。幾度回訪使筆者思考,金翼之家先后兩次伺機竄出農業系統獲得成功,其家族智慧何以逢時呈現和得以延續?回訪的觀察可以直接看到家族智慧產生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對抗與周旋的過程中。然而這只是一個觀察角度的結論。筆者近年試圖變換若干角度加以考察。本書就這個問題提供了中國本土循環論的解釋,包括易傳的理念及其操演,以及在農人生活中獲得由衷之誠信的意義;平衡論和新平衡論(包含易傳的變通實踐與中庸的社會行動)的解釋;“慣習”(關系性場域不斷生成的意義)和“資本”的解釋;家族記憶的解釋;以及區域文化哲學與教化的解釋;卦L再次使我們有可能思考地方農民文化的綜合動力何在,這是一種來自內外的多元力量,包括文化詮釋的力量,也存在實際起作用的力量。這是疊羅漢式的多重解釋,人類學的和非人類學的,本土的解釋再加上外來的解釋,并非完全為現代科學或是人文社會學科接受的,然而的確是在民間起作用的解釋,只不過是以人類學的原則過濾之后展示給讀者。
  人類學家需要從田野體驗,以及書面和口傳的陳述中尋求社區人們是如何組織起來的信息。先行人類學家的作品不比一般的文字記載,它提供了同一社區如何組織的第一個專業藍本。我們看到,一個社會不僅在生態適應的過程中調整自己,也因技術改革而變化。此外,社會也必定因文化傳統的內在動力而引起調整。我們在本書回訪的眾多的例子中清楚地看到了各個社區環境與技術變遷,以及內在動力的調整性運作。我們也由此得到社會是如何變化的以及在什么方向上變化的認識;卦L研究容易使我們一方面面對歷史的向度,一方面發現跨越時空的不同的文化選擇;卦L提供的鮮明的前后對比,還將加深我們的價值體驗,那最終是考慮當代發展的意義和保護的意義:即對中國地方文化的理解(包括詮釋和行動)是區域穩固發展的重要根基;以及保護地方農民文化的多樣性就是保護中國文化。
  隨著中國大陸學習人類學的學生越來越多,教師指導下的田野調查點也漸漸分布到各個省區。這和弗里德曼教授早年關于需要擴大漢人社會田野調研的希望是一致的。顯然,這是一個不會中止的中國人類學知識的旅程,相信會有更多的中外學生學者卷入其間。本世紀上半葉可以預料的眾多的田野研究成果(這是20世紀不可相比的)將為數十年后出現的新一輪回訪熱潮奠定基礎,屆時人們將再次閱讀這本書,以及感知書中十六位新老人類學家的思想與行動的奉獻所在。

   莊孔韶   2004年4月18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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